Just contacted Hao. He's happily married and his son is 8 months old already!!!!!!!

WOW...

Heehee, although you haven't really been a producer, you are equally productive, huh?

Here's his reply to my request:

I've read your article, twice, and I am planning to read it the third time, I've got to say: I was really moved. True and impressive are the two adjectives I could apply to appreciate your words.
... I really like your style, and I believe all the people with dream would also like your style and be moved by your words.

... Four years have gone with the wind, but nothing changed about me, neither about my dream. CCTV's time teaches us, qiang, zhuo and me, many, so many, so many about what is china, and what is chinese people, and what is chinese rule. They are also valuable if you know how to harness them in future. I am preparing for the GMAT, and I wanna apply for the admission of the MBA program of CEIBS or CKGSB in 2009, other top business schools of US are also satisfying if they could give me finacial aids, haha.

At last, thanks for your article. Because, in these days, almost nothing could moved me from the bottom of heart. You are still there, gifted, ambitious, and more importantly, holding your dream.

Hao

一转眼到八月下旬。确定部门的前一个礼拜放五天假，像破晓前最后的寂静。只有十来个人被要求在这五天仍然上班，留在人事办“帮忙”。被叫到的人心里都不免惴惴。

有我和昊。

去了更觉得内容蹊跷。人事办的年轻职员翻箱倒柜没事找事地挖出成堆的陈年文件，交待后续文件会陆续送来。要求倒简单，归类。央视内部有调动，比如从新闻中心调到海外中心，需要把档案重新归类。我们自然接触不到太过私密的档案。要归类的是当初每人入台时填写的个人履历；按照新的人事归属重排。事情不能说不重要，但从文件上积尘的厚度和安排事情的人对此不紧不慢的态度看，这绝不是个紧张得临时要人帮忙的活。我们一群人一边有条不紊地干活，一边各有心事。显然，我们在最后关头被留了下来重新测试。

不管怎样，无需在想不清楚的事上自寻烦恼。我们这个小分队因为有我跟昊之类手上麻利的人做顶梁，所以往往以远超过人事办期待的速度完成任务。空闲时候，我当记者的八卦本性不改，顺着一个一个看前辈们的履历。那几天权当消遣地飞速翻看了上千人的成长历程。比如某名嘴刚入台的时候是短发造型，一度不受重用，做的节目也比较边缘；接着明显看出一个转折点，之后才快速走红。某前任当家花旦以前是学化妆的科班出身，然后不知怎么的开始演戏，再后来才演而优则说。某新锐主持其实还在几个大学兼职教书，并读着个海外的在职博士。最绝的是一档收视率颇高的家庭综艺比赛的主持人，以前竟然是个飞行员。

看了几天下来，最强烈的印象是，央视其实是广院人占绝对优势的领地。尽管大家的来路说起来林林总总，但最大多数，走的是上广院——做小节目——做名牌节目这条路。只不过每人在每个阶段花的时间不同，比如先学别的专业，工作之后才在广院读研究生；或者运气奇佳，小节目没做多久就转名牌节目；当然，大部分人一直都没什么名气，在时段不那么好的节目做上小半辈子。此外，还有些人尚可组成团体，就是戏剧，戏曲，电影，乃至更多其它艺术类院校的毕业生。他们念书的时候，也多学的是广院的相应专业，比如影视编导或者主持。学历背景不落入以上两个集合的可说是散兵了。

我顺便关心了一下我们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曾经通过和我一样的渠道台聘在央视的学长。已知的是两位。一位当时还安心在央视台办做行政；另一位锋芒毕露得厉害，被分到人事办干部管理处之后闲不住，几年里几次申请去节目口未遂之后出国走了人。干部管理处的人说起此二人，自然是当一好一坏两个典型教育我们这些后生。

最后一天最后一个走的是昊。我们把布置的活干完预备撤退时，一位人事办的拿了本三百多页的散文集让昊一页一页全部复印完。我看见在夕阳底下，呛人的复印机气味里，昊一言不发，毫无怨气，飞快地在复印机隔板上铺平书页。他眼睛里的光彩还像平时一样耀眼，只是似乎沉默了些……我忍不住问自己，工作，是不是必须要这样？这样，我会开心我当时的选择吗？这样，是我许久以来悉心准备所期待的结局吗？

8月27日。传说中的分部门是这样进行的。所有人回到第一次来台里时做自我介绍的会议室，环绕着椭圆形大桌子坐定。人事办负责人总结总结先，然后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宣布名单。每宣布一个部门，就告诉立刻上哪儿哪儿报道，直接把这拨人送走。然后再走一拨。

据以前台聘的年轻员工说，看人一批一批走是很紧张的。而我只在公布我想去地方的名单时才会不由得心跳。新闻中心，海外中心，文艺中心，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体育中心，青少中心，节目播出管理处，新台址办公室，台办，财务办……我听得已经不再紧张。听完我最感兴趣的新闻中心和海外中心的名单第二秒，我似乎想到了什么，低头翻翻小记事本，蓦然瞟见日历上9月3日画着个陌生的圈。

两个月没动的那部分脑细胞霎时间激烈地活动起来。一个星期，我想。还来得及。

强说新闻中心报到的地方没人，绕回变得空空荡荡的会议室，撞个正着宣布屋里硕果仅存的我和昊被留在人事办。周围一时间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强大大咧咧地来给我们拍肩膀：“行了以后提职称就靠你们了！”

我抬头看看，昊隔着几个座位冲我露出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笑容。

小小的郁闷之后，我瞬间转回准备申请签证的状态中，包括查网和打电话给各路朋友进行填鸭式签证扫盲培训；叽里呱啦地练习回答面签可能遇到的问题；去找有外币交易业务的银行把需家里出的生活费和学费补齐并建立新帐户；最麻烦的是被广电总局留下审核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唉，不得不编出些自己都觉得荒谬的由头把它们搞出来。在频繁电话联系未果的情况下，签证前两天上班中间的午休时间，我咬了块面包从央视所在的军博站坐1路车去复兴门，软磨硬泡总局的负责人，终于拿个大麻袋把全台新职工所有的毕业证学位证扛了回来。在我仅剩的最后四个工作日边上班边不动声色地干完所有这些，我请了三天假办完了出国所需的所有手续并大致置办了行李。

我在央视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花一个星期跑到顺义带了个120人的培训项目，内心算是感谢台里的知遇之恩。离开的决定闹得风风雨雨，但多数人最后也表示了理解。与人事办面谈离职手续前一天，LSE来信，把奖学金再加4000镑，基本帮我付了学费。我后来才知道，2004届我们系92名硕士生中，我是唯一受资助的东亚人。并且他们把两笔奖学金都给了我。

跟所有人电话或者见面告别充斥了最后的每一天。记得强刚跑完采访汗涔涔地来我办公室说再见，留下一句，“好好闯吧……你的个性是你最大的财富。”我淡然一笑，个性有什么好啊。还是没有个性受伤害比较少。他看着我的眼睛摇头，好像要我相信他的话。

几个离职的后续值得一提。九月余下的十几天里，我把入职培训上关于新论文的笔记系统地存到电脑里，稍许做了些数据分析。那后来演变成我硕士毕业论文的雏形。在做整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想问题乃至做研究还是蛮有兴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感兴趣的事；那好比是我们的领地。我在大学毕业前后匆匆忙忙做决定的时候，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真正属于什么领地。从后来我同事告诉我的他们各自入台的故事看，那些如我一样，开始完全没想就糊里糊涂进来的，做的工作也多半不甚喜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个怎样的地方，我们更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意识到，别人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比我会做什么，要更加重要。

翌年，硕士毕业，我重见到强，昊，和卓。强和昊寒暄着点烟抽。两人已不谈做记者的荣光或者责任。强辛苦地跑着社会新闻，谈笑般说起费尽巴拉拍来的影音素材整天被老编改口播。昊已经混熟了台里一半人，眼神和语气里带上了官场的味道。强顺便迫不及待地咨询为什么结婚可以放假但离婚二婚就不给假……最快乐的还应是卓。她本来期待着做媒体并购，但只被分去管财务。但她依然会得意地分享说，常常见大麻袋装着现金特神圣地运进来。每天恬淡的日子也让她乐得消闲。她说着这些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一个满足的小女人在讲一个关于人生的天大的秘密：没有什么能让你真的幸福，除了内心的平静。

现在我依然会想起那时在央视的同事，比如强，比如昊，比如卓。强是个蛮典型的学广播电视新闻的北京男孩。热忱，张扬，急功近利，有些自恋，略显浮躁。说话声音很有磁性，话语里夹杂着冷笑话。印象中他跟什么人坐在一起都很快能搭上话，并且立刻就一副很哥们的样子。他是我认识的人里为数不多的容易成为众人中心，但又不易让人有距离感的。我是后来才知道，和我们这届数个广院毕业的台聘新员工一样，他的家里也在政界做得相当不错。

强和昊这样的男孩是个有趣的对比。昊是人大新闻系学广播电视新闻的，平常的家庭背景，全凭自己的努力拚到所有成绩。虽然论实习经历，论见解，昊应不在强之下，但一相比，昊就显得相当低调。平时说话不多，显得宽厚实在，但简短的话语和眼神光里看得出挡不住的睿智。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锋芒的样子让我想起水均益。而另一些时候，那种睿智似乎被蒙上一层灰尘，也许因为他更清楚生活的辛苦，也应付过更多无奈。

我最觉得亲切可人的，是个叫卓的女孩。人大金融系的本科和硕士，谢绝了光大银行来央视。卓和昊跟我一样，也都拿过美国学校的录取通知，只不过他们似乎不曾得到奖学金，于是也就干干脆脆把人家给拒了。昊因为央视放弃了原先做学问的志向。而卓呢？她也许仅仅是不那么喜欢银行的气氛，像到个活泼有趣点的地方工作吧。卓有个百搭的个性，清汤挂面，不蔓不枝，着实的邻家女孩。极瘦，谁站在她身边都会觉得自己每天吃得太多了些。声音温柔而清越。做事总是慢悠悠的特别随性。

说到头我们接触并不多。广电总局和台里的培训期间，我依然偷闲忙点自己的事。最主要的是抽空去台里的资料馆去查别处少见的电视界期刊。我心里仍惦着终归有一天要再申请国外的学校；为了申请，就要准备新的英文论文。所以既然在央视，就做个相关课题。既然还没开始工作的时候稍有时间，不如现在启动。从资料馆查好了东西，我就总是边听报告边想着如何做论文。想到亮点随时记下。前后培训的一个月里，我用掉了一满本那种半厚的大笔记本，除去前面寥寥一点听报告的笔记，剩下从后往前，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笔记，关于论文的说理部分如何架构，可能采用的方法，以及可能的结果和推论。

幸运的是，培训上讲的轶事趣闻，我倒一个没落。有一个传了好多年的，是关于央视临时员工的。话说央视区区2000余正式员工，统领着7000余名临时员工。后者构成了制造节目的主要生产力。这临时员工中间，又分公司聘，部聘，组聘等等，总之各各福利待遇很不一样，层级森严，连著名主持王小丫，也是记者证上压了一个“临”字好多年，基本功成名就之后才转正。于是就有这样一批临时员工，每日生活都依赖于报销发票。西直门地铁站也就成为他们的发票猎场之一。我现在在西直门转地铁的时候，都喜欢看看周围那些做小生意的人。他们混杂成北京最鲜活生动的日子。叫卖的声音，此起彼伏的是“福娃福娃！”“老玉米老玉米！”“去八达岭去八达岭！”“发票发票！”生意做大了免不了产业整合，比如兼营老玉米和发票等等。

言归正传。这位央视的前辈在西直门附近猎票大半天一无所获，郁闷地找家理发馆削削晦气。坐着排队等的时候实在又累又困，竟然脑袋一低就睡着了。等理发师傅走到跟前，敲敲他肩膀：“小伙子，抬头！”

只见他兴奋地一个激灵：“中央电视台！”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次培训，是最后一段还完全保留着学生式的简单和淳朴的时光。我至今依然记得强，昊，和卓三人，也是因为四年之后回忆当初，二十来人中，我几乎只记得他们三人在结业交流会上说的话，和里面掩饰不住的单纯的理想（我甚至完全忘了自己胡言乱语了些什么！）。

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他说起以前在央视实习的日子，三四个月，虽然住在家里，却早出晚归不着家。明知这是个没什么钱的差事，却也为它干得疯狂，透支自己。有一次凌晨两点来钟路过家里，正好赶上妈妈起来用洗手间，肿着眼睛轻轻说了一句：“儿子，我已经两个月没见过你了。”话转回来，强说起采访民生疾苦，露出一种率真的自豪，似乎诸多舍弃也真的值得。末了他说，当记者，是要让不敢说的话说出来，让听不见的声音被听到。

昊却只实实在在地讲，要做好人，好记者。他的故事是在湖南卫视实习时跟班去暗访盗版。现在想想，也许是他们暗访的地方选错了。他们去了一个乡镇，深度报道一个乡村小学。他们看见盗版如此猖獗非常气愤。报道之后领导高度关注。等再过几个月，昊回去打听，才知道因为他们的报道，孩子没书了。

至于卓，没有这样打动人心的故事，只像一直以来那样微笑着谈起自己的选择。说要从学金融的变成电视人了，对这个行业还懵懵懂懂的，对将来做什么也不很清楚。但她随遇而安得可以快乐地接受任何安排。记得她说，选择我所爱的，爱我所选择的。选错了怎么办啊？我当时想。那样不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强迫自己错爱，对那时的我来说更是痛苦。但我却同时在我和卓的距离上看见她的平和，并从内心深处对她欣赏起来。

最后民意压倒性地推荐我代表央视在总局的总结会上发言。说得无需长，10分钟以内即可。但准备时间也仅有从各单位小会到全局大会中间换场的30分钟。内容自然跟自己原先在座谈会上的神侃大不相同。我跑到喧闹的走廊尽头草草记了半页笔记。我的话最后以“自豪，但更是诚惶诚恐的责任”结束时，全场致以当天最持久的掌声。观众，特别是本台的亲友团实在太热情了，以至吃午饭的时候还在不停地恭喜我。接着大家互相得意地说还是我们央视最有面子，随便开会一发言都这么有口才。我们天真地想像着一张潜在央视名嘴就这么被发掘了出来。

那——我怎么办啊？一边是央视的橄榄枝，一边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半额奖学金。

每当需要做一个重大的选择，比如搬到另一个国家常住，比如选择工作，甚至比如感情波折，我都愿意尽量广泛地征求朋友的意见之后再做决定。民主的决策过程未必能带来最好的结果，但它却能帮助回避最遭的可能。而与朋友聊天，也能给你提供种种不同的视角，让你超脱出自己的小小世界，变得更为客观和冷静。

当时熟识的朋友，无外乎学校的老师同学，个别有几个在业界做媒体的长辈。有趣的是，学历越高的人，越倾向于鼓动我选择央视，多些媒体实践；而在业界闯荡的人，反倒劝我不要慕央视的一时虚名，多些积累是正经。

选择的风险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

我不知道伦敦的一年之后生活是否会有质的提高。换言之，没人保证念完硕士我就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但央视这边同样不确定。一年一度的台聘虽是百里挑一，档案落户央视，又因为是正式职工，基本属于当时已日趋少见的铁饭碗，加之在台内享受种种特殊福利和地位上的尊重，听起来风光得可以……但其实这些对我，并无太大意义。

同年去考央视的朋友夸张地说：“台~~聘~~耶~~。”声音连拐了一串弯。

我想了一下这两个字。

又想了一下。

没什么感觉……

大概因为家庭会对人的心态和价值影响太大，习惯了在家里跟父母没大没小地平等交流，等级在我这种长久以来没什么高低贵贱观念的简单脑瓜里好像实在没啥意义。我更在意的是工作到底做什么。当我的手指在调音台或者对编机上滑动，当我看到我脑海中的画面按照自己想象的样子淡入，音乐无声无息地渐起，当观众听到我给受访者的提问蓦然间抬起头聚精会神地关注，是那些时刻让我兴奋，给我成就感。而我需要决定是不是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央视恰恰不告诉我是什么部门可能录用。给的原因也并非全无道理：先归人事办名下一个月；经广电总局入职培训之后，相互了解，八月底再分部门。

可如果我能去做节目呢？那不正是去伦敦学传媒的目的？我那一颗在非典时代还对LSE无比忠诚的心就这么着被一个充满不确定但也充满可能性的机会挑逗得摇摇欲坠。那一刻我知道，如果当时不选择央视，日后我想起来多半会心有不甘。

伦敦，毕竟遥不可及。我这样劝自己。我甚至无法想象滑铁卢大桥，最高法院，舰队街（Fleet Street），蓓美街（Pall Mall），维斯敏斯特教堂和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样貌。这几处与LSE都是毗邻或者走走便到。

但同时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我也做了后备。北美的学校九月开学，所以央视的部门确定之后我也没时间准备入学了。所以我先联系了美国的佐治亚州立大学，告知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申请把入学资格推迟一年。学校痛快地说，恭喜恭喜，欢迎明年来。英国则是条后路。因为十月才开学的关系，即使知道部门之后再准备出国，抓紧时间依然来得及。所以LSE那边我不露声色按兵不动，该保持联系保持联系，并致电英国大使馆签证处，把原定的面签日期推迟六周，到2003年9月3日。

这里值得提一笔的是欧美的招生体制。4-15协议要求所有学生在当年的4月15日之前手里只能攥着一个美国学校的录取通知，主要是防止有些好学生多占资源又不用。但协议权限仅限美国。英国的录取是随时决定随时发通知，每个通知有自己的有效期。英国人基本上不认为学生有理由闲得没事拿着好几个通知。主要因为奖学金很少，学生不来就不来，学校没什么损失，所以也没协议约束。不管哪个国家，在承诺入学之后，报到之前，学生还有机会因为经济或者个人原因推迟入学；推迟时间往往可以长达一两年。所以接受录取再要求晚去的大有人在。而央视那边因为只有三方协议（用人单位，个人和学校签署的从该校要人的协议），没有一个限定工作时间和性质的合同，所以我也不算真的成了央视的人。因此我这样几手后备，虽然的确狡猾，但却并不违反制度。

说实话，我在安排种种这些的时候，几乎已经确定自己对立刻出国死了心。去国外增长些见识自然还是我事业规划中必要的一步，但再过那么一两年吧。能直接当记者，多好啊。我把申请学校的资料存进箱子，护照放到了抽屉底。

就这么匆忙间，我竟然要去上班了。

路上遇见许多事，仿佛生活的课程。关于找工作的第一课，应该是2003年夏那几个匆匆忙忙的决定。

那年虽大学毕业，但开始投简历找工作的时候，我手上已经攥着英国和美国两所传播学院的录取通知，正不亦乐乎地跟它们申请奖学金。因此去跑招聘会，也主要是重在掺乎，去见见世面。塞简历的时候就格外挑剔，只拣自己顺眼的媒体；而简历本身，也是毫无修饰的两页大白纸，订书机一订了事；既没推荐人，又没获奖证明之类，大大咧咧却也简明扼要地摆在那里。

偌大一个招聘会，一天几千人串来串去。名义上专纳北大学生，其实海淀别校的很多毕业生，也都通过老同学，老乡，老同学的实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老乡的牌友的网友等等关系混杂进来，把招聘会的气氛弄得跟菜市场一般热烈。

其实我虽然找得甚不认真，但对自己的简历还是暗暗自得。我深信机会会眷顾有所准备的人，所以一进大学早早确定了将来要从事媒体行业。记得我大学四年里从未停止在各种媒体的兼职和实习，几乎接触了除广告和电影之外所有行业。那个年代很多大中学还会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叫学生起床。我做制片和主持的节目在这之前插播五分钟，也顺带沾光。就有高中时候的老同学捎话过来：积点德——知不知道每天早上我们都是被你吵醒的？

大概是兼职经历的关系，我的简历虽形式简陋，却也过了中央电视台第一关的粗选。据说这一轮筛掉的不多，一千份简历只淘汰了二百人。

接着在非典仍盛的一个日子，接到一个完全没想到的电话，让去某某小学笔试。

啊？某某小学？！

对啊，对方答，地方方便而已。我们把第一轮考试外包给一个人力资源公司，内容是综合知识测试。

这次考试的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而内容则让人哭笑不得。

记得那个某某小学，是个四合院式的校园，四合院中南边四层楼和北边四层楼被央视包下，全用作考试。大家都乖乖坐到小桌子小椅子中间，仿佛回到幼年时代。之前坊间盛传央视从来不通过考试渠道招聘，录取的多是有关系或者实习过，或者有关系兼实习过的人云云。但公开的考试，做得还算正式。

说到内容，叫做一个大跌眼镜。诸位若有邻居的弟弟妹妹刚参加完高考——其实是刚参加完高中毕业会考最好——可请他们当家教帮忙温习功课，保证事半功倍。考试中大概有汉字读音，阅读理解，基础历史地理和时政，高三到大学一二级的英语，简单的几何代数，电热声光力学，基本化学反应辨识，自然现象题之类，最后让做千字内小作文一篇。

什么嘛！央视招聘，难不成考我们对高中知识的记忆力？

现在想来，综合知识题这样出，倒也并不令人吃惊。首先，央视面对的是全国观众。对于一线的电视人，思维的深度未必有知识的广泛重要。加之我们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的生活知识体系，其实是大学以前建立的；与众人沟通之术，或许不需要动用太多大学的专业知识。其二，同样的题，中学生有一套回答，大学毕业生有一套回答，工作后的人答得或许会更圆滑，退休的人也许还会洞见其中深邃的道理，阅之拍案惊奇。所谓孩童的游戏未必试不出成年人的深度，试的是人的思维和阅历。纪晓岚以“赵钱孙李”作八股也可压倒众生，便是如此道理。因此大学生回去做高中毕业会考那些简答问答题，自当有大学生的见解。而授之以看似轻巧简单的问题观其态度，让那些心态浮躁的人草草结卷，那些眼高手低的人顿然语塞，剩下的可算大浪淘沙，倒也不失一种试人的方法。

那之后我便窝回我在清华的家安心享受毕业前最明媚的春天，并试图把日后可能错过的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尽量早早弥补。非典的时候全世界好像都在陪我们毕业，生活里有数不尽的理由让你被迫悠闲地享受。很多许久没消息的朋友借这个由头得以联系，家人之间的距离也明显变得更近。人们在非常时态总是更关注那些你每天感觉着呼吸着的东西，比如生命，比如情感。

至于找工作呢？——行了，靠边站吧。

我罗罗嗦嗦地交待了这么长的时代背景，主要是让您充分理解我当时被央视三番两次打电话叫去面试还懒洋洋赖在家里温馨地度假……它并不是完全荒谬的！我答复央视的理由是清华封了校，我出去再回来会被隔离两个星期。唉，可实际的情况是，每天还是有很多人从南边无人看守的一个小门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而无需担心回来时被当成UFO圈养起来。

很惭愧，真正去面试还是因为有天想去办护照，觉得大老远骑车进趟城可以一次干两件事，就主动给人家打电话约下午见。面试时竟然不拘小节地穿了一件Bossini紧身条纹T恤衫，一条半新的淡蓝色水洗布牛仔裤，踏一双走路虎虎生风的运动鞋，明明白白告诉人家我刚从中关村穿了半个北京城骑车骑到长安街。最夸张的是竟然好像还把半长的头发在脑后威风凛凛地扎了个小揪揪。形象这叫一个不搭边啊！

幸好面试也真不像面试。那年头央视门槛管得紧，生怕非典病毒侵入喉舌。于是双方跑到央视东门传达室，隔个银行柜台那种式样的玻璃窗，我把材料小心翼翼地从底下的狭口塞进，一个在外面嚷嚷，一个在里面对着话筒讲。问的问题亦看不出他们想招什么样的人。只记得问我大学时参与导演的晚会在央视几套报道，以及是否在央视做过全时实习。似乎要问的也就这么多，然后又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是党员吗你？

谁想到这么一次看起来没有故事的面对面之后，人家一个电话打到我家，告知预备好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联系把档案迁到央视，就这么发了台聘通知书。

回去查那段留下的记事便条，我随意地写道：央视一时糊涂把我取了。

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算成功人士。甚至很多时候听起来也许相当失败。比如大学毕业四年了，我才总算找到第一份固定工作。而这四年里我几乎从没停止过找工作的漫长历程。随便算算，我发出的简历跟求职信即使没有上万，也一定有好几千份。说来这段历史虽然无奈，倒也像生活中所有其它事一样惊喜连连，趣事百出。因为找工作不顺，我不得不跑到英国；因为投申请没人理，我独自从费城南下华盛顿重操旧业聊以散心；因为在美国找不到暑期工，我窝在香港贫民区一个没空调的七平米小房间里度过一夏天；对了，忘了说，还是因为找不着工作，我甚至顺便跑到美国去读了个博士……

2003年夏到2007年夏——找工作的四年。

就在我这样东跑西颠居无定所的四年里，某一天，我大学时代的挚友约我回北大吃饭，席间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鹤，你可能会遇到挫折，但我放心。因为你最与众不同之处，是你永远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一下鞭到心底一般，我想她说对了……

也是以前的一篇译作。两篇《环球纪事》杂志大概都要用。望大家捧场。（另：发现中国有好多叫环球纪事的杂志。唉，真是困惑啊。过些天一定要把链接给大家上上来以澄清是哪一个。）

你说西南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艺术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我进去过无数次啦！还记得在伦敦疯狂找房子的那些日子，有一天我约了个二房东在博物馆门口见面。谁想到人家把我晾在门口的太阳底下烤腊肉烤了一个半小时！无所事事又不敢离开太远；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博物馆的旋转门转进去——转出来——转进去——再转出来。如果你问我对这座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第一印象如何，我一定会告诉你：没什么，就是圆圆的。

巴黎呢，我只到过一次；但的的确确进过两次卢浮宫（Louvre），还都在同一天。诸位不用多猜。我只记得那儿的洗手间。若有机会，我一定带你去巴黎看全城最著名的洗手间。

记得那次我们只有时间在巴黎逗留一天。一群朋友要去逛卢浮宫。可对我来说，放着偌大一个鲜活生动的巴黎城不去逛，去看那些属于上个时代的陈年旧事，总不过瘾。一行人在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入口里面告别，说好晚上在同一地点集合。我用过洗手间，开始独自步行闯巴黎。

顺便提一句。我一直相信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办法是在那里把你的袜子磨破。明信片上介绍的全城若干名胜自然动人不已。可一座城市最令人激动的故事，却发生在街头巷尾那些寻常人出没的角落。

太早了。巴黎还未全醒。

塞纳河（Seine）边零星点缀的小摊多已经准备停当了。很惊异看到十米之内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巴黎：一边是静谧的塞纳河，渐渐褪去的金黄晨光把沿河淡雅的建筑染上一层怀旧色彩。即使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小小摊位，也多是出售艺术品和别致的明信片。不经意一瞥，便往往有令人惊喜的收获。而就在这个安静的巴黎的十米之外，沿河公路上疯狂地跑着赶去上班的各色汽车。这路对恬静的欧洲来说已经太宽。宽到司机几乎像在高速公路上一样横冲直撞。要从没红绿灯的人行横道过马路，在伦敦，我可以用一个眼神叫停一辆车；在费城，可能要几个人集体做欲过马路状，车才肯给你停；在塞纳河边呢？您就等没车的时候吧。

虽然这说法夸张了，加之我也只在巴黎的塞纳河边逗留了不到一天，但巴黎交通的疯狂大致不应让您意外。1997年黛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香消塞纳河，河边这段公路一贯的交通状况，其实是有份的。

巴黎确实是个人性张扬的地方。街上随便走着，就能撞见一队穿着暴露的女孩在挑逗意味十足的音乐里蛊惑人心地跳着扭摆舞，竟然只不过给学校的活动做啦啦队。大白天公交车里，能轻易见到巴黎帅哥旁若无人地摊开成人杂志津津有味地品个不停。要是在英国，一定以为人家研究《金融时报》呢。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辫着麻花辫的男人跟他的同性恋情侣决裂，一个撕心裂肺，一个拉拉扯扯；并在这里第一次得到来自陌生人的热吻，如此直接和突然……竟然全发生在大街上！

记得太阳热烈得很，天也长得很。即使临近晚间，四下没有一丝树荫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仍像烤炉里的熏肉一样腾着热气。我从协和广场侧面拐向都伊勒锐花园（Tuileries Gardens），慢慢走回卢浮宫等朋友们会合。上面是耀眼的天，下面是白晃晃的碎石地。我的眼睛从眯着的眼皮里极目远眺，隐约望见早上出发时的玻璃金字塔。

突然听见一声“hello”。没错，是英文。

我转过头，几乎是下意识地礼貌地打招呼，“Bonjour Monsieur.[1]”

搭讪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男人，胡子拉碴。我猜他已经不记得上次刮胡子是什么时候了。

“中国？”他问。我想他大概对说整句的英语颇没兴趣吧。

嗯。我爱搭不理地。

“你参观卢浮宫了？”还问。

“当然啦。”我自豪地答，“遗憾的是当时匆匆忙忙地，没花太多时间。”是，总共洗个手。

接下来冗长的10分钟里，他费尽地用吞了很多“h”音的断断续续的英语解释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曾经在卢浮宫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看起来想让我相信他跟这座博物馆也算沾亲带故。而我尽量理解地保持微笑，好像我真的明白他在卖哪门子关子。

“Sit, would you？”他说。

让我坐？连请都不说？唉。好吧。我把我硕大的旅行背包放在我们两人之间，做出随时准备离开的样子。

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服的夹层口袋里掏出一个老旧的小记事本。粗大的手指迅速地翻到夹着一张剪报的一页。

一堆让我头大的法语中夹了一个中国人的画像。竟然是戚继光！

啊？！

你能想象一个孤独的、傻乎乎的老人如此仔细地收集这种在法国属于边边角角的报道是为什么吗？

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只嘿嘿地笑着，用我完全不能理解的英语单词解释说他怎么怎么喜欢戚继光。

我这边依然一头雾水。他开始问我的名字，而且告诉我写成法语应该怎么念。

你住在哪里？他继续问。

如果我真的住在巴黎会怎么样呢？我有点戒备地从戚继光的画像上抬起眼睛。夕阳在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脚下拉出长长的半透明的阴影。

伦敦，维斯敏斯特区（Westminster, London）。我说。

他讪讪地笑笑，不着边际地邀请我明早一定要再来卢浮宫，因为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时候会出现在这里当向导。

对不起，先生。我推辞道。我明早就要回伦敦了。而且我的朋友们现在正在卢浮宫门厅里等我跟他们回旅馆呢。我特别强调了“friends”的复数，以表示我有一支多么强大的亲友团埋伏在附近。

他显然蛮遗憾，想握手告别，但只在空中抬了抬就放弃了。他顿了顿，然后要求一个法国式的告别。

法国式就法国式吧。我莫名其妙地想。跟英国式有什么区别呀？我的英国房东和我告别的时候总是轻轻拥抱一下，并且轻轻地贴一下面颊。

不等我完全反应过来，他有力地、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然后在我一边脸上用力亲了一下。

什么？！

我想逃跑。这时候他几乎是捉住我，迅速地绕到我另一边脸颊，又是猛力地、深深地亲了一下。

两个巨大的湿吻。

上帝！我怎么可能想到一个看似虚弱的老人家有如此力气！

我脸上瞬间挂满了滴滴答答的口水汗水，让我在灼热的夕阳底下蒸汽腾腾。

我有史以来曾经被这么卖力地亲过吗？！

呵呵，他出声地笑着。中国人通常不这样。这是我们法国式的告别。

他的笑容有点怪……

对呀，我说过，卢浮宫我去过两次的。在那两个巴黎的热吻之后，我逃跑似地冲回金字塔下的洗手间，只想让清凉的自来水好好从脸上刷过。

下次你去巴黎，要记得，卢浮宫总是个好去处——即使你并不去参观博物馆本身。

（一篇以前文章的译作）

不知多少人曾经在他们第一次到国外的时候走丢。

我以前有位邻居，初到伦敦的时候会讲中文，日文，法文，就是几乎一点英语都不会；更别说拗口的伦敦腔，根本听都没听过。从希斯罗机场（Heathrow）[1]出来，他操着强烈的中日法混合口音糊里糊涂地管保安问路，听个一知半解就毫不犹豫地坐上了开往威尔士（Wales）的火车。开着开着开到半夜了，这老哥琢磨格林尼治（Greenwich）怎么还不到呀。伦敦真是大。再问列车员（还好列车员比较有慧根，竟然听懂了他的英语），才发现方向全反。

所有从北京飞往希斯罗的飞机都会在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降临。我还记得飞机飞到泰晤士河（Thames）河口后渐渐降落，透亮的、深玫瑰色的夜幕笼罩着深蓝紫色的陆地的样子。接着下面的陆地变得更暗了，泰晤士变窄了。前面渐渐浮现出一大片密集的暗红暗黄的灯光。[2]这城市繁忙的主干道上车马奔流，从飞机上看，却像用显微镜观察血液里的红细胞。原本睡眼惺忪的我，鼻子贴在飞机的玻璃窗上，顿时间清醒无比。我默默对自己说，要记得，未来你在这个城市里经历的任何事情，任何困苦，都只不过是这偌大的暗夜之一隅，如此微不足道。

对我来说，伦敦第一晚难忘的一隅，叫做Hither Green。

接我的是一个叫做瑞的男孩。都是穷学生，两个人带四件行李。他拖着我的大箱子，我拎着背着三件中小型的。我们预备从Piccadilly线往东，在Green Park站转Jubilee线，再往东到伦敦桥站（London Bridge），再转火车到Woolwich军火库站（Woolwich Arsenal）。伦敦的地铁和火车分管内城和外城。火车线到外城才有，虽然两者的车票可以一起买。

伦敦桥站是个喧闹的地方，各色人等来来去去，匆匆忙忙，即使在晚上十点半钟还熙熙攘攘的。瑞兴致一来，要炫耀一下他赶火车的技能，跟我打赌说能在今晚最后一班开往Woolwich军火库的火车到站的那一秒，刚好站到站台前。于是他拉我在时刻表旁边磨磨蹭蹭地卡最后一分钟，然后嗖地向站台冲去。

可是拜托……我像乌龟一样背了这么多东西，我跑不动啊。

不知从哪里潮水般冒出这许多人，几乎全是夜里在伦敦城刚工作完或者疯玩完的年轻人，大撤退一样蜂拥向那最后一班火车，把本来还算宽大的站台挤个水泄不通。我们像两只仓皇逃命的小老鼠一样背着行李拼命往前赶。尖锐的汽笛过后，瑞带着我的大箱子挤上了车，我被挡在玻璃门外。

我敲着车窗大声用中文嚷嚷：下一站等我！我赶下一班火车追上你！

在北京坐市内公交的逻辑是，同一个站台，同一条线，同一样的车开往同一个地方。

等我15分钟后坐上下一班火车离开伦敦桥，就发现原来的逻辑完全错了。我目瞪口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看着铁轨不知不觉分出十几二十来条岔路，每条又分出若干支路，也许有些会去多佛（Dover），有些去肯特（Kent），有些去格林尼治（Greenwich）。但我完全不知自己会被带到哪里。我抬眼看看，才发现自己是这节车厢里唯一的乘客；而火车正马不停蹄地飞驰过一个又一个站台：预示着这竟然还是辆特快列车，不知跑到哪个犄角旮旯才停一次。

刚一停稳，我就背着拎着我的大包小包跳下车来。站台空空荡荡。同时下车的还有一对美丽的男女，大概是男女朋友或者小夫妻。我一边向他们走一边心里狠狠地想，hey, guy!你在你女朋友面前不能显吝啬吧？我向那男的借了手机，狼狈地翻箱倒柜找出瑞的电话。瑞已经在地球上另外一个犄角旮旯等了20分钟，正火急火燎地寻思着接人把人给接丢了不知怎么办。一听到我的电话，二话没说，让我想办法回伦敦桥。那一对男女耐心地帮我看了站牌，其时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夜里11：06。17分钟之后，11：23，最后一班火车回伦敦桥。等车就在同一个站台的另外一侧。

搞定。等吧。

17分钟里的15分钟吧，站台上除了我，一个人也没有。老天，我这是在什么鬼地方呀！

我眯起眼睛看看站牌：此地自称Hither Green。

Hither是古英语的一个说法，意思是“toward here”。翻译成顺畅的中文，此站牌的意思是，“到了这儿就全是绿的了”。几近午夜的小镇漆黑，空荡，死一般寂静。甚至天的颜色也辨不清楚。只有简陋的开放月台上几盏昏暗的灯，再十米之外只见一层铁丝网，铁丝网以外是什么，全看不见。以我中国式的想象力，加之站牌的强烈诱导作用，我猜那车站的周围应该是几百里玉米地或者麦田。铁丝网难不成是保护麦田的？那一刻却成为我周围唯一的防护，至少是我心里感到安全的界线。

若干个月之后我拜访朋友再次在白天经过此站，吃惊地发现周围竟然是伦敦普通的住宅区，一个一个的小房子井然有序。只不过英国人省电太无孔不入，那片住宅区主要靠房子里的灯光照明。大家都睡觉了，大街上也基本不幸地两眼一摸黑了。搞得那夜吓我不轻。

我穿着跟伦敦这个季节格格不入的衣服，讲着还略带些美国口音的英语，带了超过3000英镑现金。在伦敦三件最招小偷强盗的因素成功地结合在我身上。

后来听真实的故事一则。一个女孩后半夜把钥匙落在家里急打999[3]。电话那头的警察叔叔问，你周围有人吗？女孩惊恐地答：一个人都没有，我好害怕。警察叔叔答：这么说来你是安全的。

我就在那么一种介于安全和不安全之间的气氛里恍恍惚惚而又警惕地审视着这个站台。我现在一直觉得当时没觉得太害怕主要是因为时差还没倒过来脑子里晕晕乎乎。站台只能用一个词形容：萧条。很难说清那具体是怎样一种样貌：不是肮脏，不是简陋，不是恐怖。

萧条是一种一切都失去条理，但所有人却泰然处之的状态。于是在一片见怪不怪的麻木中，世界形成一些让人沮丧的新条理。我没见什么垃圾，但却清楚地看到椅子破得全然不能坐了却已无人在意好久。我不觉得真的危险，但在空气中也全察觉不到生命的温暖的气息。我在伦敦的第三个小时，英国给我展示了几乎令我无法呼吸的一面。坦率地说，那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我有一丝怀念我在北京那个充满阳光的办公室：没有活力，没有惊喜，没有未来，但至少，每一天的生活会有保障。那纯粹的安全强得让我总觉得阳光都被冻结在那儿了。

11点23分的火车把我带回了活着的伦敦桥。我从一位英国先生那里又借了个手机，告诉瑞自己安全到达6号月台。

手机的主人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职员或者商人，总之是上班族。看起来像站台上的任何寻常人。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夜里11点半，对眼前望不到边的一大群吵吵闹闹的人来说，夜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打扮新潮的年轻男女肆意地亲吻着彼此；穿黑西服套装的银行家面无表情地等着他们习惯乘的那班车；乞丐和兜售零碎商品的小商小贩左右张望着穿过人群，眼角漫不经心地瞥瞥我和我的行李。显然，我完全不属于这帮伦敦人。换言之，我看起来太像个才来几小时的外地客，带了一颗不长筋的脑袋……以及大堆的现金。

几乎在我完全没察觉的时候，借我手机的那位先生缓缓地站了起来。他就站在我身后，跟我望着同一个方向，好像也在查着列车时刻表——但他显然没有。我匆匆扫视一眼身后，看见他的眼睛正望着我周围。那眼神里是善意和关切，但因为一种纯英国式的礼貌而全没有盯着具体哪里。我想他那么近地观望着，又不真地看我，应该是在刻意保持距离，免得吓到我。就那么一两尺的距离里，我们站在一起，面朝同一个方向。他的块头可能有我三个大。路过的人开始直接转头看我们，定在猜这两个人不寻常的关系：一个一脸傻气的新来的中国女孩，和一个年长的伦敦银行家，相识，而且在半夜一起等车？

那几分钟如此漫长。我们一句不说，却像在那里等了好久。

完全没有原因一般，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地安全。

瑞到了。我终于离开了伦敦桥。我好像没有对我的银行家朋友说再见。我想我不需要吧？就像我们甚至忘了说你好。

谁会想到，午夜，在伦敦最喧闹的火车站，曾有过如此安静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