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很想胡说八道几句，好像这比较像我真正的样子。今天跟樊吃饭回来。樊是我高中同座位。算下来认识刚好是十一年。刚念高中时候疯狂逃课，全靠樊樊辛勤地抄双份笔记才让我过关。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我念书的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现在才发现很多很多共同点。嗯，不愧是一起长大的孩子。比如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没追求，不喜欢东奔西跑喜欢在家窝着，待人很透明，大脑过分简单，见到食物有一种目空一切的幸福感。我们都自己理发好多年，而且都觉得自己理的比理发店好很多。最相近的是我们对睡觉的态度都相当地积极和端正。

今天樊樊说，我特别伤心的时候会整晚上哭，然后哭到该睡觉了就说，嗯，今天就伤心到这里吧，爬上床去呼呼呼睡觉。睡醒了第二天早上接着哭。

我说哎呀我也是这样的……看着两个人都笑得很像高中生。

今天说的最白痴的一句话是：那你会带我去玩吗？晕啊。

总的来说作为总结……嗯……胡说八道先到这里。今天真的吃得很感动。

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Tom就在纽约过着二三流演员的日子。有灵感时兼做编剧，没零花钱了去重操旧业给人开出租车。风光而短暂的表演之外，他默默承受着人到中年独闯异乡的种种艰辛。几年里，他眼见着自己住的公寓被一群多米尼加来的毒品贩子逐渐占领，并被迫和他们和平相处。他同伴的出租车被子弹打穿，而他也学着在可疑的人上车时制造引擎熄火的假相以自我保护。有时候忙里偷闲地回给命运一个疲惫的笑容，但他却不甘心这样做个平庸的演员。那时候，他寄希望于认真编一部好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戏的名字，就叫《两个声音的独白》（A Solo for Two Voices）。

多好的题目。我插话道。

缘起自Tom读过的一本1970年出版的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小说，《一路低沉》（或《一路》，Down All the Days）。小说的主人公，Chris，也是个生活在英国的爱尔兰人，从出生就患有脑瘫。他讲话断断续续，生活全无法自理，但残废的身体却包裹着天才的大脑。他脑海里常呈现出神奇的图画和卓越的想法。在他自己的世界，他是个滔滔不绝的演说者，睿智的哲学家，才华横溢的画家，心思细腻的诗人和有着奇思妙想的小说家。造物主把两件极端的东西结合在他身上：极强大的精神和极虚弱的肉体。倘若仅给予任何一者，他都不会像后来那样遭受如此煎熬，挣扎得如此痛苦无助吧。

他的父亲是个脾气暴烈的工人，母亲生了21个孩子，他是活下来的13个之一。是他坚强的母亲教他念书，并且鼓励他用脚创作。小说是基于他的自传扩展的。Tom读到那本小说时，Chris已经结了婚，定居英格兰。Tom试图和他取得了联系，并且拜访了他远在英格兰西南角Somerset的小家。那时候，Chris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他寻找那些让他心灵麻痹的东西，染上酗酒的毛病，而且把深爱他的妻子也弄得整天沉醉在酒精里不能自拔。Tom印象中一直觉得这家人和他们的亲友关系并不那么好，而且他们似乎是为了逃避才从爱尔兰搬到英格兰一个犄角旮旯，方圆多少里没啥人气的Somerset。

在Somerset，Tom得到使用Chris最新诗作的许可，也和这夫妇俩成了朋友。几年空闲时间的交往和用心观察，Tom觉得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可以成功地自编自演一部关于这位天才的舞台剧了。他随口给我背诵起Chris的诗，“I have wrestled with death/of a kind/fought the dreary fight/a solo for two voices…my own a slurred belch/heaved upon a mountain of monotony/upon which I have built my temple/squarely in quicksand…”（我与死亡角斗/那样的死亡/让角斗如此沉闷/两个声音的独白……我含混不清地吞吐/单调无味到顶峰/就在那顶峰我修筑我自己的庙宇/在流沙上四平八稳……）。Tom说，Chris的很多诗是关于死亡的。在许多关头，他觉得自己离死亡如此接近。但他也许没想到自己的死亡，竟是某天吃水果时被噎得窒息而不治。因为他家实在住得太偏远，救护车都很花了些工夫、绕了不少弯路才到，最后不幸未能及时抢救。其时是1981年初秋。

Tom第一时间收到了Chris遗孀的致电。又过了两日，清晨，Tom正准备离开家，瞟见信箱里静静躺着几天前Chris寄出的一封信，带着他最后的问候和对Tom新戏的期望。

搬到纽约以后，Tom一直记得当年对Chris的承诺，有些空闲就着手把多年积攒的灵感付诸笔头。1983年，《两个声音的独白》初稿完成。

当时Tom已有了不少百老汇的朋友。有的是工作时认识，有的是串来串去听说然后熟识。其中有位同是爱尔兰人的舞台剧艺术指导，Tom与之共事了一段时间，并一见如故视为知己，名叫Jim。那时两人都在纽约的爱尔兰艺术中心任职，Tom在Jim参与导演的舞台剧里做演员，每天巡回跑百老汇各大剧院，闲暇时两人常拉家常，说着说着提到下一步的打算。Jim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不甘心舞台剧三面墙的局限，瞄准了要进军大银幕。而Tom对电影没兴趣，只一心想让自己的新戏上演。他说起了在英国遇见的这个爱尔兰人，他的童年，他的父母，他的妻子，还给Jim看了自己写的部分初稿。接下来的一天，Jim找到Tom，要求使用他在初稿中的想法。

Tom期待的是把多年的积累变成一部自编自演的舞台剧，而且他还痴迷着自己擅长的独角戏，觉得那才是最让演员过瘾的作品，怎肯把宝贵的素材拱手让给Jim改编？两人当场谈崩，Jim愤怒，Tom沮丧。

Tom没想到的是他再奔赴剧场准备例行演出的时候，导演助理带话给他：你被解雇了。Jim说他无法和你合作。

因为朋友丢了工作的Tom只得重新收拾旧山河转战其他剧院。他花了几年时间一边慢慢把自己的戏修改得尽善尽美，一边艰难地联系演出。80年代末，终于有两家剧院看好票房，同意上演《两个声音的独白》。

不久之后，坊间传出Jim的同一题材电影即将上映的消息。

Jim自己找了Chris的自传和相关小说，与人合编了新剧本，并亲自担纲导演。

本来同意采纳Tom舞台剧的剧院立刻同时给他发了拒信。

又过了一年多光景，Jim的电影首映。

我默默停下，在网上输入这部电影的名字：《我的左脚》（My Left Foot）。得到的是如下记录：导演吉姆·谢里丹（Jim Sheridan）的首部电影作品。1989年首映。讲述爱尔兰脑瘫患者克里斯蒂·布朗（Christy Brown）的真实故事。他用他全身唯一可以自己支配的左脚写作、绘画，成为一位知名的作家和画家；并与护士相爱、结婚。影片并未回避布朗酗酒的事实，试图展现一个真实的布朗。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奖，题名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改编剧本奖。

Tom并不否认Jim是个优秀的导演。也许Jim的作品比起Tom的，注定要更加隽永并广为人知。但人的优秀与否，跟他/她的宽厚与优雅，可能是两码事。Tom看了Jim的电影，给那个熟悉的地址写了张明信片：我知道你拍了这部戏……无论如何，写张明信片总是可以的吧？

我依然觉得Tom说了半天也只是个漂来漂去的小人物，用小人物的态度应付着命运降临给他的波澜。1989年之后的十几年里，他终归没实现走红的梦想，却依然麻烦事不断。比如两年前他住的楼给火烧了，一楼几十号人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房东拒绝和房客对话解决的时候，他就抱个吉他跑人家办公室底下，整天整天守在那儿，像当年在舞台上一样大声唱歌，说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最后搞得人家《纽约时报》兴师动众派记者来采访。

对啊，几十年了，他还跟个动不动容易热血沸腾的爱尔兰农民一样，还有精神头在那儿唱歌！

我把Tom的故事告诉一位同事的时候，他问，你觉得这人说的有几分是客观事实，有几分是偏激的自说自话？我想了想答，好问题。但生活有几分是客观的，有几分是我们自己的所见所感呢？我查过他告诉我的所有史实，几乎没一处有误。除此之外，他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漂流瓶。他用他自己的视角，感觉周围的流水和风浪，然后顺着自己认为应该去往的方向，努力地经历和品味。

毕竟，他勇敢而认真地去经历了。然后许许多多个漂流瓶，才能用他们共同的故事，拼出一个完整的图景……

那才汇成生命的厚度吧！

Tom对每个目标的渴望都迫切而热烈。但演员梦的实现还是颇费了些周折。缘起自他在刚果当兵时看的一场巡回演出——演出的性质大致可认为相当于我们的战地艺术家慰问团。但该慰问团论规模论设施，几乎可用寒碜形容：总共两个大男孩加两把吉他，在营地门口贴张海报，自报家门是支持维和事业的民间艺术家，欢迎大家茶余饭后来赏光。

傍晚，许久没见过演出的爱尔兰兵围着民间艺术家坐定了——只听倏然弦上信手的几下，清越地穿破燥热的空气，让整个场子霎时间安静下来。唱的人随心所欲，想到哪唱哪，反倒勾起大家无拘无束的少年般的兴致。人越聚越多，跟着应合，打着拍子，二重唱汇成幽幽的男声小合唱、大合唱，就那么自由自在地在深黑的密林里像海浪般跌宕……两个小时不停的此起彼伏下来，听的唱的都觉得音乐把家、情感、童年这些久违的东西带来了异国他乡的热带雨林。

谁说的来着？人每天要做千百次选择，然后就有那么一两次，会完全改变你的命运！

十几岁的Tom在人群里瞪大了眼睛，脸上绽放出光彩。他狠狠地对自己说：这辈子我就要干这个！

听说，要登台，最好去伦敦，而且要先上表演学校。于是刚从塞浦路斯回爱尔兰，Tom就马不停蹄卷了行囊再次闯异乡。

伦敦半工半读的戏剧学校毕业之后，等着他的是炼狱般的龙套演员生涯。他先是把在维和部队期间练就的开军车的本事重新拾起，给儿童剧团的巡演团当全职司机，兼职小演员。等熬出头当主要角色的时候，他才发现选错了工作：整个剧团的编剧完全处在混乱状态，第一次竟到当天才知道这场演出完全没稿，要即席现演（那真叫一个现眼啊）。接下来是每七天里都有六晚上到社区演出。每个光鲜炫目的晚上之后，他们都去喝酒到后半夜，一帮相似的人嘴里胡乱地用伦敦杂牌戏剧演员圈子流行的腔调说着几许自恋、几许愤青、几许多愁善感几许玩世不恭的话，直说得心和天色一起变得灰蒙蒙的，然后睡过整个白天，爬起来再演。这样一半紧张一半浑浑噩噩地过了几个月，日子机械得都有些麻木了。

Tom自己也觉得这样的日子不是个事儿，不想再在这群人中间混。过了些许时候他得到一个机会，去纽约巡演一场独角戏，名字叫做《身为爱尔兰人之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rish）。戏的名字来自奥斯卡·王尔德的剧作《身为Earnest之重要》或译作《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讲一个一直自称名叫“Earnest”（真诚），瞎编身世欺骗爱人的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世确如臆想的那样。结尾是皆大欢喜，Earnest抱得美人归。貌似一出闹剧，但又不能说没有深度。依我拙见，除去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故事线让戏剧高潮不断之外，戏梦人生，世事难料，是它的一层意思。另一层，则是暗讽讲道学的伪君子们，说着道学，说着真诚，原本虚伪，却一不小心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幻觉的人生和真实的人生，真真假假，亦真亦幻，谁能说清啊。加上这戏好在还有个欢喜的结局。也难怪当年在伦敦首演，该剧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有趣的是，写剧的王尔德，被世人当作伦敦交际场的花花公子，却着实是个爱尔兰人。身负两重身份，不知对他来说，是身为英国人还是身为爱尔兰人更重要。恐怕他也是难免在这两者间辗转，其中滋味自知。

Tom这部戏，就是关于爱尔兰文化的大串联。戏里引了王尔德，萧伯纳，叶慈等等爱尔兰人作品里的段子，辅以民间音乐和种种身为爱尔兰人的经历，用搞笑的方式演绎爱尔兰的国格。

爱尔兰的国格？那是什么？我问。

Tom微笑起来，自豪地说，是“我们爱尔兰人的魅力”。

魅力也有爱尔兰特有的吗？我不相信，笑着问。

他有点激动：我们独立前曾经被英国人侵占了700多年……你知道吗，当有人用皮靴踩着你的脖子、要你的命的时候，你会尽所有努力讨好他，让他高兴，让他忘了你是他的敌人——一切都是为了能活下来；内心却想极了把他的喉咙立马割断！

我看见他演员的激情被刺激得兴奋起来，几乎手舞足蹈：我们会对那些杀人犯说，是的先生，太麻烦您了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先生，您这么说真是太让人感激了先生，能为您效力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先生！

Tom说着说着，忽然神情有些黯然。他接着就提起他小时候，在一个英国官员的大房子里住，父亲和母亲都是那座房子的管家。那时候，英国人要求这家子的所有人，包括不懂事的娃娃，见到他们都得敬礼。一次，四五岁的Tom在外面玩，看见一辆汽车从身边开过，却无动于衷继续专心玩自己的。结果回家之后就发现被参了一本。爸爸教育道：知道吗，我们住的地方是他们的房子，一旦他们有什么不高兴，爸爸妈妈就会丢掉工作，没活路了。下次如果你不想敬礼，躲到树后面去别让人家看见！

那些颐指气使的所谓英国官员其实也是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只不过被称为“Anglo-Irish”（英裔爱尔兰人），爱尔兰社会的最高等级。他们要么是爱尔兰和英格兰人的混血，要么是在爱尔兰生活若干代的英国人。在英国治下的爱尔兰，漫长的七个多世纪里，人们自然地把英国人看得比英裔爱尔兰人高，英裔爱尔兰人比普通爱尔兰人高。即使在爱尔兰独立不久的那些年里，靠下的阶层给上面的阶层端茶倒水说奉承话成为分内的事，并且从童稚时代的教育就深入骨髓。

爱尔兰人这样恭敬地说着做着，700多年，几乎把客气和奉承当作诚心诚意的态度。Tom毫不回避地称之为“谦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比如爱尔兰人去爱尔兰人家做客。主人问，要喝茶吗？客人就照礼数答，不用了谢谢。主人定要再坚持，还是喝点吧。客人再答，真的不用了。这样墨墨迹迹几个回合。客人终于极不好意思地说，这太麻烦您了。主人也应道，茶不算好您别计较。

要是爱尔兰人去英国人家做客。主人问，要喝茶吗？客人就照礼数答，不用了谢谢——

咔嚓！

关于茶的谈话到此结束！

Tom跟我当说笑讲这些的时候，我有点吃惊的不是爱尔兰人的礼数，而是英格兰人统治爱尔兰700多年，纵使改变了当地人表面的态度，但归根到底，愣是没能把这个在我们东方人看来与之如此接近的民族给驯服了。的确，很多入侵者因为在居留地纳闲并长治久安，最后与本地人化为一体。典型的例子比如斯巴达被雅典文明同化，以及清朝满族渐渐在政治文化上归依汉族。英格兰人在爱尔兰，也绝大多数被同化。但是拜托！表面上和平共处700多年了，该受的屈辱都忍了，该历的苦难都过了，然后爱尔兰人终于硬起脖子，算起从前的老帐，跟英国人说，对不起，爱尔兰人，依然是爱尔兰人。

他们卑微着，谄媚着，恭顺着，甚至舔着入侵者的靴子，他们就是没能让入侵者把他们变成英格兰人。像草根一样低贱，却也像草根一样乐观，固执和坚强。这就是身为爱尔兰人的重要吧。我们小时候读过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七年报一仇不晚的故事大概都在那群低眉顺眼却心怀希望的人面前显得苍白了。等着700多年报一仇，世界上有几个民族等得起？有几个民族曾等过？

当然，毋庸置疑，这一部分也是英国人的错。不列颠虽大，难脱岛民的局限；出海征战的人也多少有些海盗心态：占了地方是为了更好地资助贫瘠的本土——隔了大老远的谁真有心把那地方当成自己的家园啊！于是貌似彬彬有礼长治久安的统治，结果很少用心去耕耘当地健全的政治经济体系。而文化认同上，高高在上的英帝国子民更从未把自己和本地人画等号。岛民之幸，在其所向披靡海纳百川的收放自如；岛民之哀，则在其踏尽天涯飘荡游移而难有归属。纵横四海却终归若即若离于大陆的宿命令其无法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扎根。

扯远了。

总之，爱尔兰人和他们博大又专制、温和又凶险的一衣带水的邻居来来回回打了近千年交道，锤炼出其之为爱尔兰人的国格，并且不管这国格所有可能的种种缺陷，那么执拗地相信他们应该为之自豪。爱祖国爱人民这些看似宽泛抽象的概念，如此具体而真实地和每个国民小小个体的人格统一在一起，就那么骄傲地张扬在嬉笑怒骂中，然后被忠诚地认同，自然地承传。

演《身为爱尔兰人之重要》，Tom幸运在他遇见了不错的本子，加之先前积累了些舞台经验，巡演的结果还算好，而且还有百老汇的剧院当场决定挖墙脚，请他到纽约上班。

纽约？！为什么不呢？反正在哪儿漂着不是漂着？

命运的安排，永远比人类的想象更具创意。

——题记

1992年，从中国出海驶向西雅图的一艘货轮，在风暴中倾翻了一只集装箱。近三万只橡皮玩具，从此开始了漂泊之路。那些黄色橡皮鸭子们格外显眼，组成浩浩荡荡的鸭子舰队。据说一支部队环绕太平洋漂流到南美和大洋洲；另一支向北，一度被冻在北冰洋里好几年，接着沿北美东海岸南下，又横穿大西洋，越过泰坦尼克沉没地，15年漂泊历险，最后撞到英伦岛的海岸上。

那些不起眼的玩具鸭，于是成为历史的见证和洋流专家的研究凭证。

我想起Tom的时候，常常觉得他就如那千万只漂泊的橡皮鸭中的一只。一辈子快乐地随遇而安的一个小人物，他的命运却着实跟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扣在一起。我便禁不住想，或许那些貌似晃晃悠悠随波逐流的漂流瓶，它们每一个也都是英雄……

（上）寂静的刚果丛林

认识Tom的过程很离奇。新泽西一座高楼着火，我们俩碰巧都在哈德逊河这边的纽约曼哈顿隔岸观火。聊着聊着发现都在伦敦西区呆过，我上学，他演戏；而且还都给联合国打过杂，只不过我业余帮忙拍拍纪录片，而他是60年代爱尔兰驻刚果的维和部队士兵。

1960年，他15岁。刚果从比利时独立，旋即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20年代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爱尔兰同命相怜地几乎立刻派出维和部队。兵力在几年里渐增至6000人，总数占当时爱尔兰全国总兵力的约五分之一，并且是第一批进入刚果的唯一两支白人部队之一（另一支为瑞典）。

Tom还是个高中生。打仗对他来说，只是男孩子的游戏里才出现的内容。那年11月初，都柏林郊外的秋天，因为纬度高的原因，太阳像往年一样开始落得低低的；直射到路人的眼里，让人们都慵懒地皱起眉头。爱尔兰会记住这个时候，在遥远的赤道，发生了驻军开始第一起也是最大一起部落与爱尔兰军的冲突。此事后来被称为“屠杀”。双方共阵亡34人，其中爱方士兵9人。

中国人一想到“屠杀”，潜意识里总觉得比起南京大屠杀都不算特大了。但谁能否认那一个个生命被屠戮的场面，不论是千军万马地倒下或者孤军浴血，不是一样地惨绝人寰？交战的部落名字叫Baluba。之前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拆了部落边境的一座桥。联合国说不行啊，安全可以保障，但桥是拆不得的。于是一支11人的爱尔兰工程兵被派去抢修，谁知被Baluba部落来个瓮中捉鳖。工程兵乖乖去修桥，带的只是工具，一两个特别警惕的拿了枪以备自卫而已。一下陷到几十个骁勇的Baluba部落兵的圈套里，完全没有热带作战经验的爱尔兰工程兵有的准备投降了，结果一声没哼做了人家刀下鬼。没走太深的两个虚晃几下，受伤不多就幸运逃脱。留下操起手上枪支工具跟土人死拼的，有一个个头矮小别人都瞧不大起的，叫Anthony Browne。

“五英尺多。”银发苍苍的Tom用手在额前一比，不一定到一米七的个头，“他们叫他小安东尼。”参军的时候他被当成个找麻烦的孩子，不守纪律，邋邋遢遢，憨憨傻傻的。谁能想到这个做事不牢靠的小家伙真能打仗呢？可就是在那场战役中，他全部笨拙而热忱的勇气一下子爆发出来，独自拼杀到最后一刻，据说杀死了20来个土人，直到剩下的部落兵落荒而逃。

一年之后，爱尔兰政府授予他部队最高英勇勋章。证书说，他在战斗中故意把刚果部落兵吸引到自己身边，以努力制造机会让另一位战友逃走，而他当时肯定意识到了这样做对自己生命的危险。他那时有机会逃走，因为一开始并未受伤。但他却选择与一位受伤的战友一起战斗。

之所以受勋推迟到这么久以后，是因为那时一直没有找到小安东尼。调查结果是：战斗中牺牲；失踪。

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政府的措辞中，几乎未曾用“敌人”一词形容刚果部落兵。当千万震惊的爱尔兰人拥挤在都柏林的大街小巷悼念牺牲在丛林里的男孩时，举国在经历一种博爱之痛：期望给予帮助，到头来却让被帮助者的刺刀扎入心窝。那一刻，爱尔兰人没有诅咒丛林里设下陷阱的人，更没有停止维和部队的援助。

他们只是心痛。

Tom的眼睛深邃地看着远处，像在讲述一个传说。他说从那时开始，他想起每一个在刚果丛林里的爱尔兰士兵都像想起自己的兄弟。刚过了16岁生日的高中生，给父母塞了一纸征兵志愿书，让爸爸帮忙撒谎说自己已经18，然后大人小孩都懵懵懂懂地签了字。想起要退学当兵的志向，这个小男孩觉得未来的一辈子都要激情燃烧起来。

1961夏秋之交，爱尔兰增兵刚果。

Tom对非洲的憧憬先是在去刚果的路上给磨砺得够呛。军方派了几架货机，没有位子坐，小伙子们都一个一个或站或蹲着挤在舱里。飞机先到北非的利比亚小停，转而跨撒哈拉沙漠停到西北非的尼日利亚，再辗转中非的刚果。整整四天呆在飞机里出来，穿着厚重的爱尔兰兵先是被迎面扑来的热气憋得受不了。然后是机场整队集合的时候，当地人带着自称是他们的女儿的姑娘三三两两地从士兵们面前走过，直白地告诉卖淫的价码。Tom还是个中学生，在学校里连女孩的手都没怎么碰过，见这架势，直接就作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板起了面孔……心里糊里糊涂地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提起刚果，你最容易想到什么？我问。

那种气味。他说。那种裹挟着暗香的潮湿，很难想象别处还会有。他不知道那气味来源自香料，还是到处都是的植物，或者人的体味。但总之那是种让人一旦熟悉就容易迷醉的气息。刚果东北部的热带雨林里每天都下雨。加上整日摄氏40多度的气温，下雨前，你觉得那空气里都是泥泞的。再有就是到处都是的动物。一次同屋睡觉的一个爱尔兰兵在梦里大声惊叫醒：救命啊！有只狗在咬我！大家警惕地爬起来找，才发现是只大老鼠在床上乱窜。

那时候年纪轻轻的Tom没被交待过什么电影里才有的神秘任务。他只记得自己的小分队曾被派到一个法文名字叫伊丽莎白镇（Elizabethville）的地方。那村镇原本是比利时军事顾问的驻地；他们走后变得空荡荡的，剩下多是妇孺。比利时人留下的宅子没人住。一支爱尔兰小分队就进驻那些房子，防止这片半真空地带成为任何一派的据点。他们的任务是在周围站岗值勤，以免任何部落兵入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辅助联合国对周边部落裁军缴械的外交和军事努力。

事情说来责任重大，但在没有险情的时候，想想吧，两个爱尔兰兵一个大房子，那简直是奢侈的度假了！Tom用欧洲人的标准把那些部落里建的大宅子叫做乡间别墅（villa），还自鸣得意地告诉我他们曾经雇过一个小管家。话说有一天，一个十二三岁的当地孩子探头探脑进来，害羞地用带着淡淡的法语和斯瓦西里语混合口音的英语自荐说可以帮忙打扫房间。好偷懒的Tom让他开价，结果一听有点发蒙，然后飞快地跑去找同屋：什么？！每天两听可乐的价钱就能把我们的房子变得干干净净？！这个比Tom只小四岁的男孩真的兑现了他的诺言。他整理床铺，把家俱清扫得光可鉴人，洗衣服，收拾垃圾……Tom和他的同屋用每天两听可乐的价钱让自己变成了营队里穿戴最体面的列兵。直到任务结束，回到大本营，两个懒家伙才原形毕露。

说说那儿的人吧，我插话。你们跟他们打交道多吗？

他想了想答，最熟悉的应该是营地总部附近一个难民营里的人。离驻地大概一英里（不到两公里），多是女人和小孩。他们家里的男人去打仗了，然后就听不到消息，让他们成了难民。都是善良单纯的人，只是许多女人到驻地去卖淫，有的背着孩子去，接了活就把孩子放在旁边……他顿了顿，然后说，我想我们的部队应该是在刚果留下了一些孩子。

那时刚果境内的联合国驻军起码来自十几个国家，一多半是黑非洲其他地方的派兵。白人士兵并不那么多见。每个国家都带来自己的习惯。比如一支代表英联邦驻扎在刚果的尼泊尔兵，被公认为最勇猛也最具丛林作战经验。白人兵看见他们佩的威风凛凛的刺刀很好奇，不免要求看看刀的样子。殊不知他们的传统，作战的佩刀一旦出鞘，一定要有血浸润才可放回。厚道的尼泊尔兵就抽出刺刀晃一晃，然后趁人不注意，在自己手臂上轻划一下放回刀鞘。

据说，驻地的分配，是根据各支部队的长处短处决定的。能打仗的自被分到战事频繁的地区。爱尔兰人呢，驻扎到相对和平的地方，就跟我们的居委会老大妈一样给当地人做思想工作，劝他们各个部落皆兄弟，没有什么看不开的非得自相屠戮。Tom和他的战友慢慢开始学斯瓦西里语，有事没事地跟当地人搭话。他们乐此不疲地尝试用自己温和的态度影响那些人。那个时候，Tom其实也并不清楚还要在刚果呆多久。

军人的命运总是不定的。1962年10月中，维和部队的爱尔兰驻军突然接到命令，准备一个星期之内立刻打包回家。军队把灶收起来，给每个人准备了成箱的罐头食品，说是最后几天和路上的口粮。老实的Tom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换给了别人，然后才发现换来齐刷刷几十包杏子蜜饯等着他。四五天之后，杏子蜜饯吃得他恶心得见到就想吐。军队突然又接到命令说不回去了。

小伙子们愤怒地觉得被愚弄了。这年10月，整个西方世界正在经历冷战开始后最紧张的时期——古巴导弹危机。这支驻扎刚果的爱尔兰军原本要撤回本土以备万一。Tom和他的朋友知道原委之后却更加愤怒。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孩本来是为了国际主义准备在刚果马革裹尸，结果却叫他们回去死在家门口……但无论如何，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人声鼎沸的议论突然间被另一个消息压灭了——

11月初，爱尔兰政府宣布，失踪两年的小安东尼被找到了。

确切地说，是小安东尼的遗体。

爱尔兰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据说最后终于打通了当年交战部落知情人士的关系，仅派了一位神父和几名官员去直接交涉；并按要求，所有白人进入部落之前全部缴械。爱尔兰人和首领交谈了些许时候，再由几位熟悉地形的部落向导领他们去丛林深处一块幽静的平地——两年来Baluba部落秘密停放小安东尼遗体的地方。爱尔兰的军队官员先是立刻辨出了那男孩的遗物，然后他们看着那个头，那身材，确定无疑这就是他们寻找两年的小安东尼。

他们继续多方问讯了Baluba部落的相关人等，包括当年参与战斗的幸存者和最后见到小安东尼的人，终于拼出了故事的结尾。战斗之后，小安东尼看最后一个敌人抱头逃走，自己也带着伤离开。不幸的是，他在丛林里走错了方向，又饥又渴，没路可去。几天之后的某个清晨，他发现竟然还在Baluba部落的领地附近兜圈子，没有办法，只好到一座村子外向几个当地的女人讨些食物和水，并请她们帮忙指一条通往铁道的路。他给了她们两百法郎，答应在原地等她们回村取吃的。不想女人们带来了几个年轻力壮带着武器的男人，把只剩一丝气息的小安东尼轻易结果了。

Baluba部落把他当成鬼神，惶恐地相信他身上定有什么天佑的能力，才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部落决定把他的遗骸停在不为人知的丛林深处，常人绝不可接近，就这么让他在那寂寞地呆了两年。

听到故事的爱尔兰小伙子们都沉寂了。一个一听起来就让他们热血沸腾的名字，一个一想起来犹如兄弟的英雄，竟是像所有生命那样如此脆弱无助地消逝的，而且没有人听到他的泣诉，直到两年以后。

那年那个感觉不到寒冷的冬春之交，Tom默默地打点了简单的行装，前往地中海的前英属殖民地塞浦路斯执行下一个相似的维和任务。这个时候，他已经暗自定下了结束军旅生涯之后的下个目标：伦敦，去做演员！